全球产业链格局正在加速重塑，全球经贸格局或将经历剧变，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已经到来。中国作为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核心参与者，在这一进程中呈现加工制造环节加速外迁、跨国资本流动朝资本流出方向集中、国内产业转移承接的空间不饱和以及新兴起的产业尚未成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等典型特征。文章在深入剖析不确定性风险、跨国企业主动国际化布局、国内需求不足、国内市场之间的竞争激烈和技术变革驱动等影响中国产业外迁的主要的因素基础上，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怎么样应对我国产业过早过快跨国转移的风险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
产业跨国转移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产业体系调整和全球生产布局的客观规律，也是全球经济发展史上重要的议题（吴福象等，2014）。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的观点，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两大前提条件下，产业转移往往是由于不一样的地区的比较优势差异或者不同产业在特定发展阶段对生产要素需求的差异造成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19世纪末期，以英国纺织、煤炭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美国转移为外迁特征，开启了世界史上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标志着全球产业布局和分工模式迎来了重大变革。依托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与各生产环节的合理配置，跨国企业在全世界内开展垂直专业化分工，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呈现更为复杂多元的新格局（唐宜红等，2017），国际产业迁移浪潮持续不断的发展。在疫情后场景约束放松、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以及大国博弈持续等多重外部因素推动下，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进入深度调整期（闫冰倩等，2020），国际产业链重构成为各国调整国际贸易战略的重要抓手，国际产业转移的阶段性演进成为新时代背景下的焦点议题（Harrisonet al.，2006；宋泓，2013；倪红福，2023）。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产业转移不再是单一的经济活动，而是由经济、技术、政策及社会等多要素共同驱动的复杂过程。刘振中等（2022）通过对国际产业转移动态性的深入了解，指出这一过程并非单一和均质化的，而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呈现不同的节奏与特征。
在经济建设高水平发展背景下，中国产业转移路径持续更迭，本文研究主旨主要与两类文献紧密关联：第一类文献侧重于探讨中国产业外迁的特征。研究表明，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印度和墨西哥等国家或地区（薛安伟，2024），中高端技术密集型产业则趋向回流至发达国家（刘阳等，2022）。中国产业外迁从短链条、低附加值环节向长链条、高的附加价值环节转变，从“订单外迁”逐渐向“固定资本外迁”转变（刘莹等，2023），预计中国新一轮产业转移正在到来（岳圣淞，2021）。第二类文献探究了中国产业转移的动因，唐宜红等（2022）的研究发现，中国产业的主动转移和被动转移动因并存。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国内生产要素成本及环境成本快速上升（Zhaoet al.，2011；杨亚平等，2013），人口与资源红利逐渐消失（宋泓，2013），宏观经济目标的着力点逐步转向经济高水平发展（王勇，2021），中国企业主动向全球布局加速产业外迁；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加速产业链回流本土（吕越等，2024），国内产业链上游供应商被迫跟随头部企业同步转移，形成了上下游企业“抱团出走”的链条式外迁模式，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产业外迁的规模和速度（卢进勇等，2024）。基于文献梳理可知，尽管已有前沿文献剖析了中国产业转移的趋向与动因，但所得结论仍不全面。特别地，目前中国新兴起的产业向优势产业转化仍处于初级阶段，新兴起的产业尚未发展成熟到足以成为支撑我们国家的经济体系的主导产业，我国面临产业过快过早跨国外迁的风险。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在“立”与“破”的重叠期内，强调先有方案，新旧并存，促进转型。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从多角度多层次剖析中国产业转移的特征，综合分析当前中国产业国际转移的动因，为妥善应对我国产业外迁、维护产业链安全与稳定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当前，在全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类不确定因素如贸易摩擦、地理政治学冲突和科技革命等相互交织，国际分工一体化的生产网络暴露出其自身脆弱性，引发国际生产与贸易体系的深度调整，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重构步伐。近年来，以美国、日本、欧盟和中国为代表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均对产业链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形成国际产业变迁的新导向。发达国家以保护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为由，借助法律限制、财政补贴和政治手段等方式，密集制定各自制造业回流计划。中国受生产要素红利消退、产业转型升级和“走出去”政策等因素影响，主动重新调整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能布局。本文将深入分析中国产业发展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呈现的新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机遇，利用国内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及人口红利等要素优势，主动承接全球产业链的加工制造等业务，把握国内市场发展大势，发展为“世界工厂”，又逐步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逐渐培育起相对完整的国内产业体系，实现了对外贸易迅速增加和经济快速地发展。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取得了长足进步。如图1（a）所示，其中，特别是加工贸易出口额明显高于一般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在进出口中占据较大比例，加工制造业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方法。自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一般贸易进出口规模大致保持稳定上涨的趋势，但加工贸易进出口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如图1（b）所示，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加工贸易出口总额从2014年的54320亿元下降至2023年的49062亿元，加工贸易出口额整体低于一般贸易出口额，尤其在2020年与2023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额同比下降了4.2%和9%。具体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数据库历年贸易数据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后（2019—2023年）我国年均出料加工额相较于中美贸易摩擦前（2016—2018年）上升了10.22%，但进料加工额仅上升3.51%，来料加工额下降了2.30%。新冠疫情后（2020—2023年）我国年均出料加工额相较于新冠疫情前（2016—2019年）上升了8.68%，但进料加工额仅上升3.71%，来料加工额下降了4.72%。上述数据进一步表明，现阶段我国加工制造环节出现加速外迁倾向，这一趋势正驱使我国产业跨国外移。
国际资本流动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法，能加速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要素在全球的流动与配置，有助于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深化各要素领域的国际合作。因此，跨国资本流动的变迁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可当作以跨国（地区）公司为主导的产业国际转移的重要表征。自1992年中国外商投资迈入快速增长阶段以来，外资的大规模引入为中国资本的良性运转提供了重要支持。2023年底，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11339亿元，资本供给作为基础性力量赋能于中国产业的蓬勃发展。然而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跨国资本流动呈现出新的发展特征：资本流出势头开始逐渐超过流入势头。近年来，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对外直接投资额之比整体呈现下降趋势，比值由2007年的3.15下降至2022年的1.29。其中，在2015年至2018年和2020年，这一数值甚至跌至1.0以下（见图2（a））。从国别来看，特别是加拿大、美国和意大利等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中国实际利用其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呈波动下降态势。此外，制造业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中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对外直接投资额之比下降趋势更为突出，比值由2007年的19.22下跌至2022年的2.30（见图2（b））。此外，中国单位产出劳动成本年均增速明显高于墨西哥、印度和越南等与中国对外引资存在竞争关系的发展中经济体，传统的引资优势日趋衰弱（洪俊杰等，2019）。由此可见，国内跨国资本流动正朝着资本流出方向集中，推动我们国家产业向外迁移。
20世纪60年代，为应对国内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双重挑战，日本企业加快产业转移步伐，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至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寻求更具竞争力的生产环境。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加快培育石油、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电子、生物医疗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构建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综优势”。类似地，近年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同样出现严峻的劳动力和资源成本问题，然而这并不代表我国产业国际转移的时机已成熟。与日本国情不同的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存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存在巨大的产业极差，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承接能力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产业承接空间尚未饱和。具体而言，东部发达地区凭借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基础雄厚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产业优势，形成了以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制造业为主的综合性产业体系，产业规模和要素集聚程度持续扩大，与中西部地区形成明显的产业梯度（Luetal.，2009）。相对而言，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滞后，产业体系平稳转换还没完成，仍然以农业和资源型产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素质较低，现代化新型工业体系、现代化服务业及文化产业体系尚未建成。因此，上述二元经济结构为国内产业转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遇，超大规模的本土市场为新一轮产业布局注入了新动力。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将伴随着知识与技术的转移和外溢，欠发达地区通过引进东部地区的转移产业，能够逐步提升地区的产业成熟度和经济实力，以推动整体区域的工业化进程，存在承接东部地区边缘产业的现实需要。此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中西部地区仍然明显，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将吸引东部地区企业组织产业转移。上述现实特征既为我国产业国内转移奠定了事实基础，也进一步表明现阶段中国产业跨国外迁的时机尚未成熟。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新能源、电子通信和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起的产业蓬勃发展，以锂电池、光伏产品和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额在2023年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正在构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为核心领域的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融合集群。然而，中国新兴起的产业在技术水平、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等方面与国际领先水平任旧存在一定的差距，尚未成为国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2023年上半年中国新兴起的产业发展指数》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中国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分别为142.81和141.19，较2022年底止跌回升。但2023年第二季度总指数环比下降，且低于2022年同期水平（见图3），新兴起的产业发展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中国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受多重因素影响，发展并不稳定。例如，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在终端场景的落地过程中，受到了国内外政府政策、技术持续更新以及新产品供给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关键因素的任何问题都可能对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带来影响，导致其落地效果低于预期。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首次突破50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制造业数字经济渗透率提升至24%，但数字经济增长率却从2017年的20.40%下降至2022年的10.30%（见图4），增速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此外，海外市场陷入经济衰退预期，俄乌冲突以及美国加息进一步加剧了海外市场需求的下降，将显著影响对电子、通信等数字产品的需求。总体而言，我国新兴起的产业尚未成长为支撑我国经济体系的国内优势产业。因此，为避免出现产业“空心化”风险，中国需要积极培育新的优势产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3年第二季度“世界不确定性”指数高达30702.4，创自疫情暴发以来的最高纪录，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风险加大，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使全球经济饱受不确定性之苦。在上述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活动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风险，驱动中国产业跨国外迁。
第一，美国及西方盟友持续加大与中国的脱钩断链力度，甚至引发与我国的贸易摩擦。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技术封锁”措施，将众多中国企业列入管制清单，严格限制本国高技术相关产品的出口。例如，2018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了一份针对中国产品出口的征税清单，产品涉及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机器人技术、工业设备新材料和汽车等多个领域，导致部分在华跨国企业被迫选择在未受到限制的国家和地区建立生产线）。作为回应，中国政府也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以保护国内产业和应对美国的贸易压力。这种相互加征关税的做法导致两国之间的关税壁垒不断升高，国际贸易成本上升，对双方相关企业均构成严峻考验，部分利润率较低的出口导向型企业纷纷选择将生产基地迁至东南亚、墨西哥等地以确保企业存活和发展，加剧了中国产业的国际转移。
第二，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对全球产业链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众多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制定法律、提供经济补贴和政治施压等多种手段，以期通过推进“制造业回归”来摆脱国内产业“空心化”困境，导致部分产业回流至母国，推动全球供应链呈现“本土化”的发展趋势。以芯片产业为例，美国政府推出《2020年芯片与科学法案》，试图凭借提供巨额产业补贴和实施限制竞争等措施，促使芯片制造业“回流”本土。与此同时，欧盟也相应推出《欧洲芯片法案》，并启动“欧洲共同利益重要项目”（IP-CEI），计划投入220亿欧元用于支持芯片项目，以促进欧洲芯片产业的本土化发展。
第三，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产业链安全遭遇战争威胁。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频繁发生，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呈现危机态势，导致产业链安全受到威胁，重要商品产业链断链风险日益剧增。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加剧了跨国企业的预期审慎，对企业前景及市场总需求的预测呈现出“忧国际、忧经济”的态势，严重打击中国跨国企业的投资预期和信心。为了规避上述不确定性风险，国内大量跨国公司开始重新布局全球生产网络。
在上述背景下，跨国企业战略从“Allin中国”转变为“中国+N”，通过全球化多点布局来保障产业链安全（刘娅等，2023）。众多跨国公司正致力于采用双重采购、近岸采购以及本地化供应链等策略，以增强产业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唐宜红等，2022），从而推动了国内产业跨国转移的趋势。
第一，循沿市场规律，跨国企业在市场驱动下自发地进行产业外迁。回顾历次产业转移浪潮，产业输出国不断攀升的要素成本压力，是促使输出国产业跨国外迁的主导因素。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以成本驱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梯度转移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推动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主动布局，也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的客观要求（杨耀武等，2021）。以制造业为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中国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整体呈上升态势，从2018年到2022年其年均增长率达到6.47%。同时，从国际比较来看，表1显示，2019年中国人力资本指数为2.7，低于同期其他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如低于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家。此外，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从2015年的0.43下降至2019年的0.40，低于同期其他主要发展中经济体。
第二，积极贯彻落实“走出去”战略，国内企业主动走向国际市场。自2000年我国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国有企业纷纷响应国家政策，积极开展对外投资，推动中国产业链向国外延伸。产业链的全球布局，是我国经济发展与时俱进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分工体系中重塑角色和地位的重要措施。特别是，2013年习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并购、绿地投资和国际化经营等活动带来了全新的机遇，推动了国内产业主动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转移。
2015—2019年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的制造业人力资本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近年来，国内市场需求疲软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重压力之一，依托政府购买力拉动国内市场需求的操作空间逐步收窄，不仅削弱了中国国内市场对风险投资的吸引力，也加速了国内产业向海外转移的步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20年和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大幅下滑，居民收入增速放缓降低了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居民对未来消费的预期也逐渐下降。收入增长的不确定性加之消费预期的减弱，使得消费者信心指数和未来收入信心指数自2021年以来持续下滑，从需求侧反映出居民对未来可支配收入的预期下降，使得居民消费对国内市场需求的拉动效果逐渐减弱。具体而言，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了40万亿元大关，但在2020年和2022年，这一指标出现了负增长。同期，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在2020年和2022年分别比上年增长-4.0%和-0.2%（见图5），这表明我国以消费驱动的经济模式遭受了很大冲击，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首，其潜力远未得到充分释放，居民消费对国内市场需求的提振效应日益减弱，需求不足仍是突出矛盾。这一系列因素导致了中国国内市场需求的萎缩，削弱了对市场寻求型资本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剧了国内产业跨国外迁。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格局发生了深刻转变。在改革开放初期，相较于中国本土企业，外资企业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管理水平、充足的资本支持等比较优势在中国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市场地位。然而，随着中国企业在产品技术供给和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综合实力差距逐渐缩小，大量企业已逐渐走向同一竞争起跑线。叠加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各行业产能得以迅速扩张，国内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市场竞争的加剧一方面推动了企业自身的进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企业陷入“价格战”和“内部恶性竞争”的风险。尤其是纺织、服装制造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过剩的产能和同质化严重的产品使得供给侧的产能扩张远远超过了对其需求增长的速度，导致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企业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为应对上述困境，众多企业选择外迁至竞争环境相对温和或具备更大竞争优势的国家，如将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加剧了国内产业的外迁现象。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绿色化转型发展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科学技术进步成为产业体系演进的关键驱动因素，进一步推动中国产业转移。第一，数字经济背景下全球要素资源趋于重组，推动产业转移。国务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以数字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依托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全面加速了国际贸易平台化、网络化发展趋势（夏融冰等，2023），降低了全球产业转移的壁垒和成本，部分发达国家拥有更大的自主选择权来吸引制造业回流本国市场（刘阳等，2022），加速中国产业向外转移。此外，数字技术降低了信息处理和远程协作的成本，劳动力成本与数量在产业转移中的决定性作用降低，而对具备数字技能的劳动力需求大幅提升。以传统技能和低技能为主的劳动成本优势进一步缩小，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智能制造、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转型升级，推动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从而加剧了低端产业加快外迁。第二，全球绿色转型发展正在加速推进，中国“双碳”目标引领能源革命与技术创新，进一步推动国内产业转移。2020年9月22日，习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在“双碳”窗口期下，中国国内大力发展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等绿色技术，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企业借助在清洁能源技术、绿色制造技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等绿色技术创新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和投资，积极参与全球绿色低碳产业链的构建，提升产业配套水平和延长产业链条。产业链由能耗高、碳排放强度大的地区延伸至资源丰富、环境承载力强的地区，进一步推动本国绿色低碳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分布梯度转移（许彩慧等，2023）。
一是持续完善高标准营商环境，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应当加快推动外资管理体制改革，积极实施基于负面清单的外资引入机制，并逐步减少对外资进入的限制性措施，以促进高质量外资自由流动。严格执行《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等规定，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特别是在产业开放、监管审查、政府采购、创新激励等方面，确保外商投资企业享有平等的地位和待遇，缓解外资企业的外迁压力。二是完善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加速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当前跨省经济圈或城市群在外商投资产业引导方面缺乏协同性，不利于吸引外商资本服务国内产业转移。因此，应基于中西部地区产业实情，制定符合产业配套集群个性化需求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加大对东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合作的支持力度，共同建立远程配套的产业转移园区或产业合作区，提升内陆省份产业承接能力。此外，不同地区在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为国内产业链跨区域转移提供了充裕的资源条件和经济支撑，应有计划地将成本敏感型等低附加值产业由东部沿海地区有序转移至中西部地区，形成东中西部地区有序分工、相互补足、高效协作的产业链体系，对冲发展中经济体对我国产业“中低端分流”的风险，实现产业布局的均衡发展，降低外迁的压力。
一是促进国内外企业联动协同发展，加强本土企业技术创新培育。国际经济联通与共享合作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应在服务外商投资的同时，有意识地加强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连结协作，并重视长期视角下对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引导与培育，使双方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更协调高效。加大对产业合作项目的支持力度，鼓励国内外企业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合作、市场拓展合作等活动，充分吸收各方优秀成果，以效率驱动取代成本驱动，由此对冲国内产业跨国转移，缓解外资流出引起国内产业外迁问题。同时，针对我国产业链中关键领域的薄弱环节，必须加强基础研究，加大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提高科研投入，培养更多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借鉴有益经验以推动技术突破和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二是探索建立中外资本互联互通机制，加快培育国内幼稚产业。一方面，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下的全部工业门类，积累了丰富的现代化生产线建设、生产工艺和产业链渠道的经验与资源；另一方面，我国正在推动国内产业优化升级，发达经济体可为我国发展幼稚产业提供丰富的成功经验。因此，中国应该充分发挥中外资本的比较优势，积极探索建立中外资本互投互促机制，扩大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利益交汇点。在我国资本对外直接投资满足东道国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的同时，要求东道国资本以同等姿态投资我国市场，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以各自产业优势促进对方劣势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双方产业互促发展，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
一是加快适应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演变，巩固主要出口市场。我国应高举全球化旗帜，充分利用区域合作平台，提升自身产业链体系的整体竞争力，逆势推动产业链全球化。依托跨国投资、区域合作协定等，布局全球产业链网络和构建以中国为核心节点的贸易网络，科学引导有实力的企业主动“走出去”，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保障本国企业在东道国享有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一系列双多边区域合作平台和区域经济合作协定，共同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通过构筑中国的“朋友圈”，能够更好地拓展国际市场，增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实现共赢发展。二是打造安全稳定、富有韧性的供应体系。在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激增、国内产业跨国转移加速的背景下，应尽快建立产业链安全动态预警系统，实时监测关键行业的外资流向并及时评估其可能对上下业产生的连锁影响。此外，一国政府部门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出口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进口商的资信程度和经营状况。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健全境外咨询与监管体系，建立专门的中介组织或咨询机构，为企业提供全面的贸易咨询服务，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目标市场的法律法规、市场需求和竞争情况，降低投资和经营风险，引导中国企业安全地“走出去”。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重大战略决策。一是打通国内大循环堵点，释放国内需求，发挥国内市场潜力。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内需潜力，同时具备完整的产业体系，产业布局呈明显工业聚集特征，国内市场仍存在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政府应持续完善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技术市场等要素市场，创造更多细分产业；通过减税降费等举措，减轻企业经营负担，消除国内生产瓶颈，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进程，有助于企业应对全球产业链的调整。同时，应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合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适度增长，激发国内市场的强大潜力，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市场需求环境，增强企业长期经营信心以及稳定市场投资预期。二是做强做优民族品牌，打造国际品牌影响力。中国企业应注重品牌建设，全面研究和规划现有品牌形象，提升品牌知名美誉度，形成独特的民族品牌价值和文化，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加强与国际市场的互动，深入了解国际消费者的需求和喜好，提供更加贴近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通过品牌打造，协助国内龙头企业拓宽可投资深度和领域，夯实中国企业发展根基，防止龙头企业大量“走出去”而引起的资本集群式对外转移。
一是加快贸易全链条数字化赋能。政府部门应大力鼓励规模以上企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数字化改造，不断提升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渗透率，同时加大布局与数字化的经济密切相关的计算机制造业、通信及雷达设备制造业和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业等新领域、新赛道的产业链支持力度，带动中小企业逐步提升数字化转型程度，实现全行业的数字化升级。二是进一步巩固我国现有交易平台的优势，积极发展供给端的数字创新平台。深入挖掘产业需求，不断开拓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利用“场景式”平台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生产、管理、销售等方面的作用，以提高数字赋能企业经济效益。同时，通过充分发挥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网络协同作用，对企业生产管理、供应链管理以及客户关系管理等内部信息平台进行全面整合，厚植数据驱动的智能决策能力，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配置和更高效率的协作分工，从而提高企业整体运营效能和市场适应性。
洪俊杰,陈洋,杨志浩.中国产业转移的战略考量:特征、动因与政策展望[J].国际贸易i.itrade.2024.07.006.
